他们说杭州是一线城市,我觉得还差很远

这一年来看到不少人鼓吹杭州已经是一线城市或是即将成为一线城市。中国有好几个最多算 1.5 线的城市总做着一线城市的梦,杭州就是一个。


杭州是不是一个一线城市?有些人喜欢拿各种指标来横向纵向对比,试图证明杭州够这个资格。可是,一线城市是不用证明自己的。深圳需要证明自己是一线城市吗?


我从 2005 年开始住在杭州,十多年里,确实看到杭州经历了高速发展,变化非常大,但是,杭州仍然不是一个一线城市。杭州的 GDP 国内城市里排进了前十名,有世界级的公司阿里巴巴,但这些,就是一线城市的硬指标吗?西雅图还有微软和亚马逊呢,人家好意思说自己和纽约平起平坐?当然,美国人大概没中国这些城市居民的虚荣心,整天标榜自己在一线城市难道身份就高贵了?


杭州是个不错的城市,但不是一线城市。如果非要说理由,我会说,没有一线城市的容量。哪些容量?首先是文化容量,这个城市里,文化内涵太少了,即使是旅游城市,历史名城又怎么样?有电影节吗?有艺术展吗?有艺术家吗?有人说,杭州也有啊,有个动漫展。缺这些,城市活力上不来。只有几个有钱的大佬搞搞商业会议是没用的。


文化容量不够带来的坏处是第三产业的服务水平上不来,审美也差。这几年提倡消费升级,用户消费倒是想升级,但是没有好的服务,能升级到哪里去?说到服务水平,可能北京上海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城市够大,只要有耐心,还是可以找到最好的服务提供商,在杭州?抱歉。



偶然看到公司附近餐馆的招聘信息


一味追求发展的城市,必然缺少人文关怀。什么是人文关怀?做做秀报纸上刊登几个好人好事就是?不是。我举一例,我在滨江区居住,住处的附近,没日没夜的施工,要赶地铁的进度,附近的居民不堪噪音之扰。试问,有谁考虑过这些居民的感受了呢?居民看到的都是一些冷冰冰的告示,总之,为了进度,我就是要施工。居住在这样的地方,就算你是超一线城市又能怎样呢?


弄了一堆冷冰冰的科技园区,全用围墙围住,门口连个咖啡馆都没有。员工吃饭都没的地方选,不像个样子。好在这几年外卖火起来,总算能解决一点问题。但这些细微的痛点,坐办公室的决策者未必能感知到。


杭州的教育也还不行。一线城市,要有一流的教育水平。杭州大学除了浙大还有别的说得上的么?杭州的基础教育什么水平?每年涌进杭州的科技人才,他们的下一代子女教育问题能得到解决么?(有人说,北京也没解决好。)


有人说,你在杭州住,享受着杭州的好处,还好意思抱怨?你从杭州滚出去!


一线城市的气度还包括能容得下批评,没有批评的声音怎么能进步?


我相信这个城市会越来越好,虽然夏天热冬天冷是无法改变的,但其他的不完美,总是有机会进步的。



题图:画家 Edouard Cortes 笔下的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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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 | 走出中国的茶叶是如何影响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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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植物的叶子拿来吃,就是菜;而煮或泡起来喝水,就是茶。饮茶这种古老的习惯,并不是中国所独有。但是,与咖啡一样,只有与文化结合在一起之后,茶叶才会有真正的传播。

 

中国是文化大国,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有着悠久而详细的文字记载历史的传统。所以,最终,中国成为“最早发现和利用茶树的国家”,被称为茶的祖国。

 

唐代的陆羽(733—804)是一个关键人物。和唐朝的很多读书人一样,他喜欢写诗,但是,他更大的兴趣是喝茶,并且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

 

陆羽品茗图


和一般文人只品茶不同,他对茶叶有浓厚的兴趣。他长期进行调查研究,熟悉茶树栽培、育种和加工技术,实在难得。但更重要的是,他奠定了茶的地位:在《茶经》之前,中国还没有把汉字“茶”和那种可以饮用的树叶联系起来,更经常用的是“荼”。

 

陆羽之后,方将荼字减一画而写成“茶”,这才固定了“茶叶”这种搭配。如今我们普遍说茶文化起源于唐代,这个说法也没错。


出走到日本


在日本,茶道已经成为一种有影响力的生活方式。日本的茶道,甚至传回了中国,在一些城市里,还有讲授日本茶道的沙龙。但是,和很多事物一样,日本原先根本没有茶树,也没有饮茶的习惯,日本人是从中国学到喝茶的。

 

唐代,日本掀起了学习中国文化的高潮。大批日本使节、僧侣扬帆渡海,前来中国学习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饮茶的方法和茶树的种籽也就传到了日本。

 

崇尚唐朝文化的嵯峨天皇(810年—824年,年号弘仁)就非常喜好饮茶。他不仅下令种植茶树,而且还像唐朝士人那样品茶作诗,抒发雅兴,留下了“吟诗不厌捣香茗,乘兴偏宜听雅弹”的诗句。


日本屏障画《四条河原图》。描绘四条河原娱乐场的歌舞伎、妓女、玩偶剧、珍奇动物表演、戏曲等从事各种经营的小屋排成行列,街上走着游僧、卖茶的小贩


当时日本人饮茶的方式,也与陆羽在《茶经》中所介绍的一样,即先将茶叶加工成茶饼进行保存,喝茶时将茶饼碾成粉末,放入沸水中烹煮,而且往往要加入盐等调味品。所以诗中有“捣香茗”之句。

 

在嵯峨天皇的大力推动下,日本贵族中出现了模仿中国人品茶的风潮,后人称其为“弘仁茶风”。嵯峨天皇去世后,饮茶之风就在日本急剧衰退了。


300多年后,一个名叫荣西的日本僧人来到宋朝统治下的中国。


此时的中国,不仅饮茶之风已经广泛普及,而且饮茶的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不再将茶叶放在水中直接烹煮,而是采用“点茶”的方法,即先把茶叶末放于茶碗中,然后注入沸水,再用茶匙搅拌。此外,社会上还流行品评茶叶质量及烹茶技艺的娱乐活动,称为“斗茶”


在这样的背景下,荣西于1168年、1187年两次渡海入华,到过明州(今浙江宁波)、杭州、天台山等地。他离开中国时,将中国的茶种带回日本,种植在好几个地方。荣西晚年还用汉文写了《吃茶养生记》一书,其中许多内容引自宋朝的《太平御览》。

 

《吃茶养生记》是日本历史上第一部关于茶叶的专著,荣西在书中将茶叶称为“养生之仙药”“延龄之妙术”,并且介绍了宋朝的蒸青抹茶制作方法和饮茶方法。

 

许多学者认为,现代日本茶道中所用的抹茶,最初就是由荣西从中国引入的。在荣西等人的大力推动下,饮茶之风在日本的僧人及贵族中再度兴起,并且不断向社会下层扩散。


日本抹茶

 

中国的茶、饮茶方式、斗茶风气、茶具等传入日本后,逐渐与日本本土文化相结合。到了16世纪,形成了日本独特的茶文化——茶道。茶道追求“和、敬、清、寂”的精神境界,数百年来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日本文化的一个象征。

 

不管是抹茶还是茶道,都是日本人把茶与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对中华文化吸收和再创造的结果。


英国人爱上茶


欧洲人是在16世纪开始获知茶叶的,但最初向欧洲介绍茶叶的并不是那些初到中国沿海的葡萄牙人,而是一位名叫拉木学的意大利学者——尽管他本人并没有见过茶叶。

 

拉木学在1559年出版的一部书中写道,根据一个波斯人的说法,中国出产一种被称为茶的植物,用水烹煮,可治多种疾病。而最早将茶叶输入欧洲的则是荷兰人,时间大约在1610年。

 

茶叶引入荷兰后,饮茶随之而起。荷兰是欧洲最早开始出现饮茶之风的国家。到了17世纪中期,饮茶在荷兰已经比较流行了。

 

17世纪的中国南海,是西方各国垂涎的地方。欧洲的大航海时代开始,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国,都对这里存有野心。后来居上的英国,更看重的是这里生意。

 

东印度公司的船长们,最大的梦想是和中国做生意,但一个迅速衰败的明朝和后起的清朝,都对这种事兴趣不大。这几个国家在东南亚角力两三百年,英国人最后逐渐占了上风,并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原本在这一区域势力更大的中国,日渐被边缘化了。


19世纪的英国东印度公司

 

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人通过翻译其他欧洲人的著作而开始认识茶叶。16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驻日本的一位职员,写信给澳门的一位同事,请他代购“一罐上等好茶”。这可能是最早提到茶叶的英国人。

 

17世纪中期,茶叶已通过各种途径输入英国。1657年,英国伦敦的一家咖啡店打出这样的招牌:在英国,由于茶叶“非常稀罕,十分珍贵,每磅售价高达6—10英镑,所以一直以来都被视为高贵奢华的象征,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从现在起,本店首次向公众出售茶叶及茶叶饮品”,“价格仅为每磅16—50先令”。

 

这块招牌还说,中国茶叶“有益健康,老少咸宜”,并且列出了茶叶的10多项功效。正因为如此,伦敦的一家咖啡馆于1658年9月30日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时,强调茶叶是“所有医生推崇的美妙饮料”。这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则登在报纸上的茶叶广告。


19世纪初,英国商人将中国茶叶装船


在英国,茶叶最初是在咖啡店中出售的。1717年,第一家专门的茶馆在伦敦诞生,名为“金色里昂”。与兼售茶叶的咖啡馆不同的是,“金色里昂”同时招待男女客人。一位作家曾这样写道:这家茶馆“淑女云集,细细品尝小杯中的美妙饮料”。

 

此后,类似的茶馆纷纷出现,吸引了更多的男女。1722年,一个英国人赞誉说:“在我国引入的所有食品或药品中,茶叶是最令人愉悦、最安全的植物。”


18世纪前期,茶叶已由奢侈品转变为大众饮品,进入了寻常百姓之家。饮茶成了英国人的日常习惯,英国因此而成为“饮茶王国”。19世纪中期,饮用下午茶的风尚在英国蔓延,最终发展成英国人生活习俗与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

 

不过,由于自然及文化的原因,英国人更偏爱经过发酵的红茶。他们还喜欢在茶中添加糖和牛奶,从而调制出别具英伦风味的茶饮。


英式红茶

 

法国人对咖啡的热情,演变成典型的法国现代性,热情、激烈、论辩、革命……而更爱饮茶的英国人,则更温和、安静、保守,最终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英伦风。


点燃美国独立战争


喝茶也并不必然温和,茶在美国的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

 

英国人是从17世纪开始大规模移居北美洲的。到了18世纪前半期,形成了13个英属殖民地。来自英国的移民,不仅带来了母国的饮茶习惯,而且开始经营茶叶贸易。

 

由于茶叶逐渐成为北美殖民地居民的日用消费品,英国政府因此将茶叶视为重要的税源。1767年,英国议会通过《汤姆逊税法》,决定在北美各港口对众多从外国进口的货物进行征税,其中包括茶叶。


“五月花”号

 

该税法引起了北美殖民地居民的激烈反抗。1770年,英国议会被迫废除《汤姆逊税法》,但保留对进口茶叶征税。结果导致茶叶走私的猖獗,大量茶叶从荷兰被偷运到北美殖民地。

 

177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面临着严重的财务危机,库存的茶叶大量积压。为了挽救东印度公司,英国议会于1773年通过了《茶叶法》,允许东印度公司不通过中间商,直接向北美销售茶叶,并对每磅茶叶仅征收3便士的进口税。

 

《茶叶法》出台的目的,是要降低茶叶在北美市场的销售价格,从而击败来自荷兰的茶叶。按理说,《茶叶法》可以使北美殖民地人民享受到更加便宜的茶叶。

 

但北美殖民地人民却担心,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垄断茶叶销售为开端,进而逐步垄断其他商品在北美的销售;更加重要的是,英国议会通过诱使殖民地人民接受《茶叶法》,进而加强英国议会对殖民地的立法权和征税权。

 

这样,《茶叶法》引起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强烈不满。纽约、费城等地民众建立起“自由之子社”之类的组织,以抵制从英国进口的茶叶。这些组织还宣布:任何参与或协助运输、销售东印度公司茶叶的人都是“自由的敌人”。波士顿等地的妇女则宣誓,坚决拒绝饮用茶叶。

 

各地严禁茶叶,人们即使是想购买一点茶用作药物,也需要得到“自由之子社”的批准。根据保存下来的一份档案,一位妇女“由于年迈体弱”而获准“购买1磅武夷茶”。

 

当时纽约的一个商人甚至写道:“人们宁愿购买毒药,也不愿购买茶叶。”无辜的中国茶叶,不幸躺枪,简直成了英国政府的替罪羊。

 

1773年12月16日夜,一群波士顿居民化装成印第安人,登上三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将船上所载茶叶全部倾入海中,使波士顿港成了“茶海”。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


波士顿倾茶事件

 

其他城市的民众纷纷仿效波士顿的做法,或拒绝东印度公司的运茶船上岸,或焚毁船上的茶叶,从而将反英斗争推向新的高潮。波士顿倾茶事件点燃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线。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


总结茶叶贸易


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主要商品是丝绸、瓷器和茶叶。有相当多的证据证明,茶马古道有着悠久的历史。

 

茶马古道有三条,第一条是陕甘茶马古道,是中国内地茶叶西行并换回马匹的主道。第二条是陕康藏茶马古道(蹚古道),主要是陕西人开辟的。《明太祖实录》“秦蜀之茶,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五千余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无此。”

 

第三条滇藏茶马古道大约形成于公元六世纪后期,它南起云南茶叶主产区西双版纳易武、普洱市,中间经过今天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和丽江市、香格里拉进入西藏,直达拉萨。有的还从西藏转口印度、尼泊尔,是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普洱是茶马古道上独具优势的货物产地和中转集散地,有着悠久的历史。


滇藏茶马古道

 

据史料记载,中国茶叶最早向海外传播,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当时中国商人在与蒙古毗邻的边境,通过以茶易物的方式,向土耳其输出茶叶。但是,所有的茶马古道,中国的影响力都到边界为止,这种以物易物的形式,主要是用茶叶换取游牧政权的马匹,称不上是有规模的贸易。

 

近年,历史学家们越来越重视宋朝。种种迹象表明,宋代在商业和市民社会方面,达到了汉唐盛世所没有的高度。两宋时期,中国的茶叶贸易也最为兴盛,除了陆地向西的茶马古道外,更可以通过海上直接运到东南亚、西非与北非。

 

泉州成为一个重要的港口,从宋代开始,茶叶大量外销,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有学者认为,在宋代,中国的茶叶就远销到58个国家。

 

但是,中国古代的外贸,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体现皇恩浩荡,却没有形成像英国东印度公司这样政府和民间结合的贸易公司,这样的外贸是不能持久的。而到了明末,随着国门渐闭,贸易的控制权就逐渐落到了势力已经抵达东南亚的欧洲国家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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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韩侂胄看南宋权相政治:为何南宋时期权相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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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帝王无疑是政治权力的核心,皇权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及文武百官在内的其他一切政治势力都是依附于皇权而存在的。

 

然而,各个时代的现实政治却纷繁复杂,因各种不同缘由而导致皇权削弱之时,相应地相权也就会过度膨胀,这种特殊情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屡见不鲜。南宋时期尤为明显,从秦桧开始,可谓权相迭出,韩侂胄便是其中之一。

 

南宋出现权相现象的缘由

 

权相现象的出现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皇帝较少处理日常政务,仅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做出最终的裁定和决断这就为相权的发挥留出了巨大的空间。二是相权本身得到加强,足够填补因皇权衰微而带来的权力空白。南宋的政治环境满足了上述的两个条件,为权相出现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南宋初年,金人要求宋廷承诺委任秦桧为相,使宋高宗面对秦桧的专横跋扈而无可奈何。本是皇族疏属的宋理宗赵昀也因史弥远的拥立之功对其感恩戴德,不敢干预宰相的施政举措。在古代政治现实中,皇帝受制于各种各样的无形压力,往往无法经常过问、干涉日常政务,于是在核心统治层出现了权力的真空,致使皇权旁落于宰相或其他人之手。


秦桧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相权可以顺利地填补皇权留出的权力空白,宗室、外戚、宦官等势力是相权有力的竞争者。因此,相权本身必须足够强大,才能击败他们。宋朝为了保证皇位的稳固,从开国以后就刻意打压宗室、外戚、宦官三股重要的政治势力,这从很大程度上为日后相权的扩张扫清了障碍。需要说明的即便是宗室、外戚等特权阶层,若想在宋代政局中得到显赫地位,也必须拥有宰相的职位。韩侂胄拥有外戚和宰相双重身份,使得他在宋代政治舞台之上得以权倾朝野。

 

宋代相权的强化又有着更深刻复杂的历史背景。一是唐末五代以来,由于频繁地改朝换代,皇帝几乎无法处理正常的国家政务,而以宰相为首的中央官僚系统却在混乱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维系着行政机器的运转,于是宰相在日常政务处理过程中变得举足轻重;二是士大夫意识的觉醒及其参政热情的高涨促成了相权的强化。这些士大夫们往往积极为宰相争取权力,并重新诠释儒家经典,确立新的“使非常之业与士大夫共有也”的政治理念,为扩大相权的斗争提供合理的理论依据;三是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政权外部安全的严峻形势迫使皇帝不得不将很多权力下放给宰相。南宋自光宗以后,皇帝多数很少过问政务;因而宰相已经获得了足够大的权力:也正是这些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促成了南宋权相的出现。韩侂胄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登上宰相之位的。

 

不可忽略的是,宋代的制度设计和人事关系存在无法克服的弊端,进而导致了皇权与相权之间的严重失衡。由于与金朝的军事对峙贯穿了南宋存在的大部分时间,紧张的边境局势迫切要求宰相兼管军事。宋初本以三司使分割宰相的财权,但宋神宗时废除三司使,其职能被并入户部,受宰相管辖。南宋宰相往往兼任国用使,宰相主财已成惯例。南宋的宰相手握军权、财权,在决定朝廷命运的重大决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话语权。

 

史弥远


南宋宰相的正常行政权力范围已然超越前代,而权相往往滥用职权,逾越正常的权责界限。南宋初年,身为宰相的秦桧,任职期间将执政(副宰相级官员)更换了二十八人,真可谓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更为严重的是,权相善于利用台谏官,竭力把控朝廷内外的人事任免。高宗朝群臣反对绍兴和议时,勾龙如渊向秦桧自荐毛遂:“为什么不选择台谏官攻击罢免那些有异议的人?”于是秦桧就任用勾龙如渊为御史中丞,打击政敌。台谏官成为权相的爪牙,在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中起到了相当于权相帮凶甚至是打手的负面作用。正因为南宋权相相当程度地控制了军权、财权、人事任免等多种权力,使他们在宋代政治生活中得以呼风唤雨,这是包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权相所拥有的雄厚政治资本。

 

韩侂胄的权谋之术

 

韩侂胄字节夫,是北宋名相韩琦的曾孙,他的母亲是宋高宗吴皇后的妹妹。身为外戚,他靠着官宦人家的荫补特权入仕为官。绍熙五年(1194)太上皇宋孝宗去世,因种种原因精神有些不正常的宋光宗无法处理朝政。以赵汝愚为首的朝中大臣急切希望由皇太后(即高宗吴皇后)出面,逼光宗禅让皇位,以免引起更大的混乱。由于当时正处于宋孝宗大丧期间,宫中戒备森严,赵汝愚便派可与宫廷直接联络的外戚韩侂胄与宦官张宗尹入宫传递消息。经历一番曲折后,二人终于请到太后出面,拥立光宗的儿子嘉王赵扩为帝,是为宁宗,韩侂胄也因此成为有“定策之功”的勋臣。


韩侂胄雕像


宁宗生性懦弱,缺少主见,多不亲自处理政事。即位之后,他提拔重用了有拥戴之功的赵汝愚和韩侂胄。而他们双方都觊觎由于皇权的衰落而留出的权力空间。赵汝愚方面有朱熹、彭龟年等人作为其谋士,他们劝他尽快除韩侂胄,台谏官黄度也早已准备好了弹劾韩侂胄的奏章。然而,韩侂胄早已察觉到了赵汝愚等人的政治图谋,决定先下手为强,罢免了黄度的职务,令这场密谋胎死腹中。此后,韩侂胄也在其心腹的建议下,借用皇帝御批的名义,扶植亲信入主御史台,把控言路,“于是言路皆侂胄之党,汝愚之迹始危”。这些服务于韩侂胄的台谏官攻击赵汝愚,说他身为赵氏宗姓,却担任宰相之职,是图谋不轨之举。经过异常激烈的政治角力,赵汝愚失败了,随即被贬往衡州,暴毙身亡,韩侂胄扫除了登上相位最大的障碍。

 

韩侂胄继续对朝中支持赵汝愚的政治势力进行清算。他提拔何澹、胡纮为台谏官,将朱熹等道学之士认定为“伪学”,规定任用官吏,需要特别声明与“伪学”毫无瓜葛。因而“伪学”之人纷纷被逐出京城。不久,台谏官刘三杰逢迎韩侂胄,将“伪党”改称为“逆党”,这无疑大大加重了朱熹等人的罪名,因伪学逆党获罪的多达59人,这就是著名的“庆元党禁”。

 

韩侂胄稳定了国内政局后,做出了一项惊人的决定——北伐。之所以说是“惊人”,是因为南宋此时的军事实力不如金朝,北伐恢复的时机尚未成熟,一旦失败,后果难以估量。但因韩侂胄手中过度的相权来源于皇权,倘若皇帝收回这部分权力,他的相位便极不稳定;而庆元党禁又使得他站在许多士大夫的对立面,因此他亟需另一个牢固的权力来源。从韩侂胄的政治立场来看,北伐立功是极佳的选择。一方面可以与部分士大夫达成和解,不失颜面地启用党禁名单中的像如薛叔似、叶适这样历来支持恢复故土的知识界领军人物;另一方面又可以用实实在在的功绩作为自己牢靠的政治资本,前提当然是北伐取得胜利。


韩侂胄北伐

 

然而,南宋朝中的有识之士十分清楚宋弱金强的形势,他们强烈反对韩侂胄的北伐之举。而韩侂胄则利用台谏官打压朝野的反对声音,同时以极短的时间完成军事动员和部署,并绕过皇帝开启战端。首战告捷后,韩侂胄才发布进军的正式命令,这就是开禧北伐。但这次匆忙的进攻很快变成一场大溃败,金兵反攻的铁骑严重破坏了两淮、荆襄、川峡等地区的经济和民生。在取得战争胜利后,金朝要求惩办祸首,根本不接受宋廷的和议请求。在这种情况下,韩侂胄决定孤注一掷,一战到底。这激起了朝野上下更加激烈的反对。最后史弥远、杨皇后等人谋杀韩侂胄,向金人请罪,才结束了这场损失严重的战争。

 

开禧北伐暴露出宋军士卒缺乏训练、将领选拔不精等问题。其中将领多是巴结韩侂胄才爬上高位的阿谀奉承之人。而且从北伐失败后韩侂胄急于求和的表现看,他并未真正做好打一场收复河山战争的准备。整个行动不仅是一场准备不足的军事投机,更是一场毫无胜算的政治豪赌。韩侂胄最后被诛杀,从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咎由自取。


韩侂胄北伐形势

 

权相政治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由于缺少应有的制约与监督,权相的决策失误很少能被纠正,这将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开禧北伐为江淮一带军民带来的灾难就是明证。其次,能爬上宰相高位的人,多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摸爬滚打,是熟悉政治规则的老练政客,但不意味着他们都是优秀的政治家。他们大都只会计算政治账,而不顾民生账、经济账、军事账,军国大事仅仅是政治斗争中的筹码罢了。

 

总而言之,南宋权相政治的弊大于益。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确乎是士大夫政治的高峰,有其进步性;但其悲剧性在于内部政争高于一切,国家的利益也在这内耗中损失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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